晚清的一桩科场案牛达人，让年少的周树人（鲁迅）遭遇家庭变故。
起因是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的浙江乡试。
这一年，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命家仆陶阿顺带着一封信，前去拜访此次乡试的正主考殷如璋。周、殷二人皆为同治辛未科进士，有同年之谊，但周福清写信的目的并不单纯。
信中有“凭票付洋银一万元整”的字条，是许诺的贿款；另一张纸写“马官卷，顾、陈、孙、章，又小儿第八，均用宸衷茂育”，这是说，请托的考生为马、顾、陈、孙、章姓考生，以及周福清的儿子周伯宜（鲁迅之父），他们将在答卷中以“宸衷茂育”等字为暗号。显然，这是一种作弊手段。
但家仆陶阿顺把事情搞砸了。
陶阿顺到考官所在的座船找殷如璋，只见吏役人来人往，根本没人搭理他。陶阿顺等了半晌，实在不耐烦，于是大喊大叫，意图引起殷如璋的注意。可是他一喊，全体目光向他看齐，很快有人来盘查，舞弊之事即将败露。作为官场老油条，殷如璋当即翻脸不认人，将陶阿顺连人带信送到府衙审讯。
周福清得知陶阿顺被抓，自知大事不妙，反复犹豫后，还是决定投案自首，随后被关押了9年，仕途尽毁。其子周伯宜没捞着举人，连秀才的身份也被革去，从此闲居在家，染上重病。此事使周家一度衰败，少年鲁迅经常为父亲的病出入当铺和药店，没少遭人白眼。
纵观清代科场之狱，周福清贿赂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。有清一代，科举制度不仅是通往权力、名声和财富之路，也暗藏了考生的投机取巧、官场的腐败交易以及帝王的挟势弄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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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考试，考生往往被当作第一视角。
比如说如今的高考，考前热搜往往是学生的喊楼、动员大会、最后一次自习，超燃超青春；考试时，考生丢个准考证、去考场迟到、最先交卷离场，都有可能成为显眼包；考完出成绩，那就是学霸的舞台了，来自各地的高分考生引人注目。
若说考场如战场，那考生就像冲锋陷阵的将士，若说考试如游戏，那考生都是打怪升级的头号玩家。清代的科举考试也是如此，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层层筛选，生员、举人、贡士、进士，层层闯关。
但身陷科场案的考生，是科举考试中的异类，他们蔑视规则，妄想走捷径翻越眼前的高山，一不小心就摔得粉身碎骨。
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，顺天府举办一场考试，选拔满、蒙童生。顺天府是清代京师重地，按照定制，八旗子弟中的童生通过考试后，可入顺天府学，列为生员，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。
当时，很多满、蒙贵族子弟好吃懒做，无心向学，到考场上自然就懵圈了。有个叫海成的童生，考前和几个考生约好，叫人放信鸽传递考题答案，可到顺天贡院应试时，他才发现考场如牢狱般规则森严，考生之间根本没有机会交流。
海成见没机会作弊，恼羞成怒之下大闹考场，煽动近百名考生和他一同在考试的号舍之间窜来窜去，吵吵嚷嚷，跟赶集似的。这些满、蒙童生的父、祖都是朝中重臣，考官不敢轻易阻挠，考场秩序顿时大乱。
事后，有个御史上奏，将满、蒙童生大闹考场的事情报告给乾隆帝。
天子跟前的顺天府竟然出了这档子事，乾隆帝得知后大怒，当即派出钦差大臣查案。起初，京城贵胄官官相护，都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把这事儿压下去。
但乾隆不肯善罢甘休，决定亲临考场，对考生进行复试。结果，在乾隆帝亲自监考的情况下，还搜出了好几个夹带字条的满、蒙童生，这下纸包不住火了。
乾隆帝下令严审，查明了海成带头闹事的真相，于是将其处斩，其余跟随海成闹事的考生和搜出夹带的考生，处以流放边地或在本旗充任披甲服役的惩罚，永远不许再参加科举。对于其他与舞弊考生相关的人员，乾隆谕令“应悉审明，按律重拟治罪”。
在清朝享有特权的满、蒙八旗子弟中，居然有人企图通过大闹考场的手段来浑水摸鱼，这看似荒诞不经，而乾、嘉年间的两起“假解元”事件，更可见清代科举舞弊手法的多样化。
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，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之子岑照赴省城参加乡试。
考试前，岑照没有急着备考，而是先去拜访永安州知州叶道和，请他帮自己找个“枪手”，也就是找人代考，并承诺将以重金酬谢。
叶道和打包票，说一定帮岑照考取举人，回头就去找了自己多年的好友曹文藻，请曹文藻混入考场内当“书办”（管办文书的属吏），找机会代替岑照考试。“枪手”曹文藻是个才子，信心十足地接过任务，这一趟下来，可以赚300两银子。
问题就出在，曹文藻这个“枪手”当得太好，超额完成任务。九月放榜，岑照竟然高中解元（乡试第一名）。
岑照大喜过望，马上筹集银两答谢叶、曹二人，可还没等他们庆功，省府衙门就派人将他们捉拿归案。原来，专管本省教育的广西学政于鼎没有被蒙在鼓里，他对考生的情况了如指掌，知道岑照的才学有几斤几两，看到解元的名字公布后觉得有问题，就将此事上报给了广西巡抚。
不久后，真相大白，广西士子大为震惊，朝廷得知后也做出处理决定：岑照、叶道和立即处斩，“枪手”曹文藻秋后处决。作为官宦子弟的岑照不走正道，没能如愿当上举人，反而丢了性命，就连帮助他的永安州知州也被处死，可见乾隆帝的杀伐决断。
无独有偶，嘉庆三年（1798）戊午科湖南乡试，有个叫傅晋贤的考生也靠着作弊“考中”解元。
此次湘闱，傅晋贤花钱请考场的书吏樊顺成帮忙。樊顺成收了钱，私下伪造考官用的印章等，到试卷评审完毕、还未公布名次之际，樊顺成和同伙将排在第一的试卷偷偷抽出，将其与傅晋贤的考卷交换。放榜后，傅晋贤果然位居榜首。
巧的是，原本排在第一的那名考生和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相识，考完后就将考场所答诗文默写一份，呈送给罗典。罗典亲自点评，并断言他此次中举必得第一。于是，当罗典得知解元的名字是傅晋贤时，便起了疑心牛达人，随后看到刊刻发布的解元闱墨，竟是之前看过的那篇文章。
罗典此时便知道闹了大乌龙，赶紧到湖南巡抚衙门举报。在清代科举的严密制度下，这种作弊手法并不算高明，结果很快查明，考生傅晋贤向书吏樊顺成等行贿，通过割换试卷的方式，窃取了解元身份。远在京城的嘉庆帝下达御批，将傅、樊等舞弊人员处死，并将解元名分还给那名受害考生。
从这两起假解元案，可见作弊考生的胆大妄为。但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假如没有考场人员与之暗中勾结，他们的阴谋也难以得逞，所以，考场人员也是科场案发生的一大要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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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科举制度，对科场内外有详尽、明确的规定，其中就包括对考官的任命。
院试选拔生员（秀才），虽托名为本地学政所取，但实际上多由学政随从的幕僚阅卷。
到了乡试，主考官由皇帝亲自任命，正副各一人，负责主持考场工作，拥有裁决权力，所谓“随分随阅，随取随呈，去取权衡，专在主考”；其余为同考官，人数按各省情况多寡不一，负责具体的阅卷工作。清廷差往各地担任乡试主考的主要是翰林官、给事中、光禄寺少卿、四部司官及中书、行人、评事等。
会试考官的地位往往更加显赫，一般以进士出身的大学士、协办大学士、尚书以下，副都御史以上官员担任主考，由礼部提名，皇帝钦命特派，其中，正、副主考四人，称为“总裁”。
在千奇百怪的科举故事中，世人大多只看到中第士子的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抑或是落榜书生的“却向春风领恨回”，而那些主宰考生命运的考官存在感堪忧，他们一旦出现故事中，就可能是发生了事故。
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丁酉科顺天乡试，同考官李振邺、张我朴走马上任，却都心怀鬼胎，结果，这两名不公的“裁判”，把这场考试给搅黄了。
顺天府管辖京畿要地，地位突出，顺天乡试自然受到格外重视，考生中不乏权贵子弟。因此，担任同考官的李振邺，把这场考试当作升官发财的机会，在开考前收取“关节”条子多达25份。
所谓“关节”，其实是一种暗号，一般是几个字、词。作弊考生将其写在条子中，考前交给受贿的考官，条子上加三圈、五圈，则是说如果中试就赠银三百两或五百两。随后，考生在考场作答时将这些特定的字嵌入答卷之内，同时又不影响文章的整体结构。受贿考官在阅卷时发现了这几个字，就知道是之前打好招呼的人，适当给考生优待，助其考中。
这是当时科举作弊的常见手法。
晚清的薛福成对关节条子深恶痛绝，在《庸盦笔记》中说：“自条子兴，而糊名易书之法几穷矣。”
糊名、易书，是科举考试中用来防止作弊的方法。前者即封住考生的名字，使阅卷者不知此卷为何人所作；后者则是在考生交卷糊名后，由考场人员用朱笔另外抄一遍，称为“朱卷”，以供阅卷，这样就认不出考生的笔迹。但要是考生暗通“关节”，这两种方法都不管用，因为除了受贿的考官外，没有人能分辨出其答卷中隐藏了哪些暗号。
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，李振邺收了25份关节条子，列了一份25人名单，最后从中录取了重金行贿的考生。
另一个同考官张我朴，倒是没有受贿，但是他和此次应试的一名考生蒋文卓有过节，考前就想着要让他落榜。
阅卷时，同考官郭濬发现一张卷子答得很好，就向一旁的张我朴推荐，张我朴看了后，见其与蒋文卓的文风相近，以为是蒋文卓的文章，于是极力反对，说：“此人试卷文理荒谬，一旦录取，必遭非议。”
郭濬听张我朴的话，没有上荐，使这名考生不幸落榜。但这张卷子，其实是另一名考生蒋廷彦所作。放榜后，郭濬对此事耿耿于怀，偷偷告诉蒋廷彦，说你的卷子我本来已经选中，但不知为何，张我朴坚持反对。此外，郭濬还把李振邺受贿的事捅了出来。这么一看，郭濬表面上很老实，实际上还挺有脾气。
蒋廷彦本就感到失意，得知事情原委后，决定进行复仇，将李振邺、张我朴科场舞弊的情况写成匿名揭帖，到处散发，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。
经过调查后，李振邺、张我朴等舞弊考官和行贿考生被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李振邺受贿时列了一张考生名单，朝廷审案时便照着名单将犯人一一捉拿归案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次年正月，顺治帝对顺天乡试新科举人进行复试，又革去了文理不通的举人8名，可见，科场舞弊这滩浑水是越查越深。
《大清律例》规定：“考试官、同考官及应试举子，有交通、嘱托、贿买、关节等弊，问实斩决。”
但对于读书人来说，金榜题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，有的人心甘情愿为功名奉献一生，还有些人动了坏心思，愿意铤而走险，导致科场案屡禁不止。
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辛卯科江南乡试案，更是一桩集体舞弊的窝案。
这年九月初九，江南乡试放榜，应考的生员们聚集在江宁府（今江苏南京）贡院门外翘首以盼，可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。来自苏州的上千名考生仅有13人中举，其余中举者多为扬州盐商子弟。
苏州是江南文化繁盛之地，学霸辈出，苏州考生即便发挥失常，中举人数也不可能远远落后于扬州，更何况，扬州中举考生多出自富贵人家，其中，同考官句容知县王白俞所荐的吴泌，山阳县知县方名所荐的程光奎，这两人皆为纨绔子弟，平时不学无术，在当地是出了名的“学渣”。
苏州考生认为此事大有蹊跷，写成诗词、对联、歌谣，到处传播，讽刺科场不公，其中一副对联写道：“左丘明两目无珠，赵子龙一身是胆。”此联直指正主考、副都御使左必蕃对科场舞弊视而不见，副主考、翰林院编修赵晋胆敢贪污受贿。
有考生将五路财神像抬进学宫，放在孔子像旁，意思是，谁送钱给考官，谁就能考中举人。还有人将贡院匾额用纸糊上，然后在纸上写两个大字——“卖完”，讽刺有考官受贿，售卖举人名额。
苏州考生这么一闹，康熙帝也知道江南乡试出事了，立刻命两江总督噶礼、江苏巡抚张伯行等地方官员彻查此事。
经过严审牛达人，先是两名被多人举报的“学渣”举人对舞弊行为供认不讳。
据新中“举人”程光奎供述，他与副主考赵晋等素有交情，早已花钱打通关系，因此得以考中。另外一个“举人”吴泌也供认了自己行贿买通考官的情况，称自己向安徽巡抚、泾县知县等当地官员贿赂了数千两银子。
调查过程中，发现程光奎、吴泌各有一笔贿款下落不明。
经审，一名负责转送贿款的人员供出：“听说是留给两江总督噶礼大人。”此时，也有人传言，噶礼欲从中索取银两，保全程光奎、吴泌等人无事。
于是，江苏巡抚张伯行认为此案与噶礼有关，奏请康熙将噶礼解任严审。噶礼也不甘示弱，上书参张伯行挟嫌诬陷、监毙人命等七大罪状，并请与张伯行对质。
真相尚未大白，总督和巡抚倒是先斗起来了。
噶礼是康熙的宠臣，为人一向贪婪，其母亲恰好又是康熙的乳母。起初，康熙帝在北京看到噶礼与张伯行互参的奏折，还偏向噶礼，幸亏年迈的噶礼之母深明大义，向康熙帝直言噶礼贪得无厌，并为张伯行伸冤。
康熙只好先将噶礼与张伯行一同解职，令户部尚书张鹏翮为钦差，继续审理此案，后又命尚书穆和伦、张廷枢复查。
经过一年多的审讯，才查明了部分官员私受考生贿赂的情况。
对于涉案人员，康熙谕令：处以副主考赵晋和同考官王白俞、方名斩立决；正主考左必蕃虽未受贿，但失于觉察，处以革职；作弊行贿者吴泌、程光奎等五人绞监候，秋后处决。
辛卯江南乡试案就此结案，两江总督噶礼是否曾参与其中，已经不得而知，康熙也就对他从轻发落，只是将其撤职，而仗义执言的张伯行得以留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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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卯江南乡试案中，康熙帝雷霆万钧般的决断使案件出现转机，但是，他对两江总督噶礼的有意包庇，也使此案不了了之。
皇帝，是科举考试的大BOSS。在家天下的古代社会，科举制所选拔的人才，大多数沦为皇帝的忠仆，而在扑朔迷离的科场案中，皇帝如何行使他的权力，也会影响事件的导向。
雍正四年（1726），江西乡试发生了著名的“查嗣庭科场试题案”。
查嗣庭出自海宁查氏，因受隆科多举荐任内阁学士，得以在朝中施展才学，是年被任命为江西乡试正主考，本来前途光明。
后世传闻，查嗣庭当时出的试题有一道是“维民所止”，出自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中的“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”。这句话的本意是国家广袤的土地，百姓都可居住，大有爱护天下子民之意。
可有人不怀好意，弹劾查嗣庭，称“维止”二字正好是把“雍正”的头掐掉了，这是大逆不道。
这个说法不太靠谱。
从现有史料来看，查嗣庭被告发的试题，是此次考试中的《易经》第二题“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”，第三题“其旨远，其辞文”，《诗经》第四题“百室盈止，妇子宁止”。
这几个题目都出自典籍，看似毫无关联。可从雍正四年九月的上谕可知，雍正帝将这几个试题与此前年羹尧案中汪景祺的一篇《历代年号论》联系了起来。
《历代年号论》认为前代年号中带“正”字的皇帝，都不是什么好皇帝，比如金海陵王的正隆、元顺帝的至正、明武宗的正德等。雍正帝怀疑，查嗣庭出的题就是按照《历代年号论》的说法来影射自己，其中，《易经》第二题与《诗经》第四题，“前用正字，后用止字”，而《易经》第三题则用“其旨远，其辞文”，表明其存在寓意。这些文字拼凑在一起，触犯了雍正帝敏感的神经，于是有了冤屈的文字狱。
从朝廷形势来看，查嗣庭身陷此案的真正关键，也许本就不在于试题，而是因为他为隆科多一手举荐，当时，雍正帝在扳倒年羹尧后，正要铲除隆科多党羽。如今被抓住把柄，查嗣庭在劫难逃。
雍正在上谕中称，查嗣庭“语言虚诈，兼有狼顾之相，料其心术必不端正”，并以“讽刺时事，心怀怨恨”等罪名，将他逮捕。
查嗣庭被抄家，全家押送刑部，大受拷问。查嗣庭次子查克上，原来已官至内阁中书，次年三月病死狱中，这给早已绝望的查嗣庭莫大刺激，很快他便自尽于狱中。尽管如此，查嗣庭仍被戮尸，他的儿子16岁以上处斩，15岁以下流放。
结案后，又因涉案的查嗣庭是浙江人，雍正帝下诏，痛骂浙江士子“挟笔墨之微长，遂忘纲常之大义”，停止浙江士子乡试、会试三年，顺便整饬了一下浙江的地方士绅。
如此看来，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，不过是雍正帝铲除异己、树立威望的举措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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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科场案中，皇帝一旦显现龙威，往往有深层的含义，比如前文的查嗣庭科场试题案，本质上是雍正帝借机立威的文字狱。
到了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，戊午科顺天乡试，发生了清朝最大的一起科场案。
这一时期，清廷百弊丛生，内外交困，咸丰帝不仅要面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，还要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的蚕食，朝中却鲜有力挽狂澜之辈。面对朝廷官员的贪污腐化，咸丰帝不禁痛斥道：“内外文武诸臣，视国如家固不乏人，然泄泄沓沓，因循不振，禄位之气重，置国事于不问者，正复不少。”
咸丰渴望通过严刑峻法来整肃朝纲、整顿吏治，而戊午科顺天科场案便是一次机会。
这一年，全国各地举行乡试，京城重地的顺天乡试却出大事了。此次顺天乡试录取了300名举人，其中，当地一个京剧发烧友、满族人平龄金榜题名，而且名列第七名。
读书人都有自己的圈子，考生们一打听，都知道这平龄就是个二流子，能参加乡试就已经够意外了，竟然还考中举人，这背后恐怕有猫腻。
于是有人上奏皇帝，请求查明此事，咸丰就让陈孚恩等大臣前往调查。
陈孚恩一查，发现平龄的试卷果然有问题。
前面说到，清代科举考试在阅卷时，有所谓的“朱卷”。这是为了避免评卷人碰到认识的考生，认出对方的笔迹，于是将答卷分为“墨卷”与“朱卷”，前者是考生亲笔写的卷子，后者是考场人员将其答卷抄写一遍，用来评分。
审查过程中，发现平龄的墨卷上错漏百出，到了朱卷上却全被改正了。
谁改的？只能是负责抄写的相关人员，平龄舞弊“实锤”了。
意外的是，平龄下狱后不久就死得不明不白。本来有大臣说，将顺天乡试的考官罚俸一年，就可以结案了。咸丰却听从亲信大臣肃顺的建议，下令再查，往死里查！
陈孚恩等人对顺天乡试中举者试卷进行了全面复查，发现300名举人，有50份试卷出了问题，也就是说，至少有六分之一的人本来不应该中举，他们窃取了其他考生的人生。
咸丰看完报告立马“气抖冷”。科举考试为大清选拔人才，是读书人的最后一方净土，竟有人敢如此胡作非为，而且是在天子脚下。
在咸丰的支持下，陈孚恩等人揭开黑幕，将参与此次舞弊的考生、官员一一揪出来，一直查到作为正主考的内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柏葰身上。
案发次年，经过陈孚恩等人审理，包括柏葰在内的四名主要涉案官员被判处斩首，其他几十人被流放、撤职、降级、罚俸。
但是，直到柏葰被押到菜市口时，咸丰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处死他。
咸丰问大臣意见，一时鸦雀无声，只有肃顺站了出来，说，科举是国家大典，一旦徇私舞弊，处分极严，柏葰是一品大员，且是科甲出身，是他辜负了皇上的恩典，也藐视了国家的法令，请立即执行死刑。
肃顺的话，坚定了咸丰的决心，当天，柏葰被处斩。咸丰叹道：“虽然情有可原，但法令如山，不能宽宥，柏葰必须死。朕想到此处，不禁垂泪。”
作为清朝最后一位掌握实权的皇帝，龙颜大怒的咸丰，秀出了自己的铁腕。柏葰因此成为清代科场案中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员。
咸丰帝用柏葰的死打击科场腐败。此后数十年，清朝再没有此等大案。
到了光绪年间，周福清行贿未遂的案件发生时，科场案已经掀不起太大风浪。此时，就连科举制度这艘千年的巨轮，也已进入沉没的倒计时。
参考文献：
[清]薛福成：《庸盦笔记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00
赵尔巽：《清史稿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
中华书局编：《清实录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
商衍鎏：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04
李国荣：《清朝十大科场案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7
茅海建：《苦命天子 : 咸丰皇帝奕詝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23
夏卫东：《清代科举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》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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