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百多年来广州典丰，每逢人间四月天，苏州拙政园一隅总是布满紫色的花絮，置身其中，只见紫英缤纷、璎珞四垂。
这是一棵跨越了五个世纪时光的紫藤，它苍老遒劲，如青龙缘木而上，化作无数缠绕弯曲的枝条，“蒙茸一架自成林”，花开时紫穗悬垂，在白墙墨瓦间灿若烟霞。
明嘉靖年间，大才子文徵明来到好友王献臣的拙政园，二人推杯换盏，一叙旧情。作为拙政园的设计者之一，文徵明抬起微醺的醉眼，总感觉园林中还缺少点儿什么。
于是，文徵明乘着酒兴，提笔临宋代苏轼《和文与可洋川园池诗》，随后亲手将一株紫藤深深埋入土中，植于拙政园中园大门内庭。
从此，紫藤有了“文藤”的美誉，在园林一角静默花开花落，坐看云卷云舒，如江南文脉绵延不绝，书写着岁月诗歌。而今，苏州博物馆每年将成千上百颗“文藤”种子收集起来，寄往大江南北，紫藤在各地生根发芽，恰似源远流长的园林文化。
古往今来，园林无声，却传承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，寄托着文人名士的精神世界。
1
秦末，义军将领刘邦来到关中，心情恐怕有些复杂。进入秦国的都城，他第一次目睹某种可以称之为巨物的东西。咸阳城，就像一只蛰伏在三秦之地的巨兽，渭水作为自然的造物流淌其中，北边是风格各异的宫苑，模仿的是关东六国的风格，南边的上林苑坐落着规模宏大的信宫、阿房宫。
起伏的山势，巍峨的宫殿，奔流的渭水，简直要将整片天地给囊括了。都说权力会使人迷醉，在天下最高之权力的造物面前，谁能不心动呢？
多年之后，刘邦已是大汉皇帝。当他征讨叛军回来之际，却发现宰相萧何正在关中大兴土木，营建未央宫。刘邦忘不了，这般造物虽然使人迷醉，但是也会激发民怨，二世而亡的秦朝就是一个例子。
于是他质问萧何：“天下匈匈苦战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是何治宫室过度也？”
萧何答道：“天子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。”
不睹皇居壮，安知天子尊，如果你的宫苑都不壮丽，如何能展现威仪呢？
刘邦大悦，他明白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争夺天下的诸侯，而是统治天下的皇帝了。
于是乎，长安城又起了一座又一座大型的园林。秦始皇的巨兽，回来了。
秦代以前，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造园活动。
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园林是周文王时所建造的“灵囿”，距今约三千年。灵囿内筑有“灵台”与“灵沼”，也就是高台和池沼。
人们模仿着湖泽开掘出了“灵沼”，又在池沼畔模仿山岳筑就了体量巨大、高耸入云的“灵台”，浩森的水光倒映着高台，高台如同高山一般令人生畏，就像神祗正在俯视众生。所以统治者们即位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建造高台。他们对于权力要独自占有，他们对世间一切生灵都要保持如山岳一般的压迫感。
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，一般的高台已经满足不了始皇帝的野望。
于是乎，以咸阳为中心，在渭河之南北，一片壮丽辉煌的宫苑建筑群拔地而起。《史记》载：“关中计宫三百，关外四百余。”所筑宫苑数量之多，体量之大，规模之宏伟，世所罕见。秦始皇横扫六合、囊括四海的霸气，尽显无遗。
最为著名的就是上林苑阿房宫。唐代诗人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写道：“覆压三百余里，隔离天日。骊山北构而西折，直走咸阳。二川溶溶，流入宫墙。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；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；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。”
汉立国之后，将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，便也继承了秦王朝的宫苑格局。经过“文景之治”后，汉代的国力在汉武帝时达到了极盛。又一位气吞山河的人物出现，而他要造出比秦始皇更为恢宏的巨物。
汉武帝看中了上林苑，却嫌其太小，于是便在秦旧苑的基础上扩建。史载：“武帝广开上林，东南至宜春、鼎湖、御宿、昆吾；旁南山，西至长杨、五柞；北绕黄山，滨渭而东，周袤数百里。”按照现在的地理区划，它东至临潼，南到秦岭，北达渭河，西跨周至，方圆三百余里。
苑中有巍峨的南山、浩瀚的昆明池、近百组大型宫苑建筑群，以及漫山遍野的珍禽异兽、奇花异草。建章宫仅为上林苑宫城之一，其规模已经大过未央宫和长乐宫。它的南部是数量众多的殿宇，度为“千门万户”；北部则是以太液池为主体的园林，内有大池，池中蓬莱、方丈、神洲三神山。
总之，汉代宫苑之巨大是十分惊人的，仅长乐、未央二宫就占了全程面积的三分之一。汉长安城的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，因此汉代长安城内的宫苑面积是紫禁城面积（0.7平方公里）的十几二十倍，更不用说长安城外弥山跨谷的上林苑了。
在汉代，“丽”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美。皇帝的伟大形容为“帝王之神丽”（张衡《西京赋》），优美的音乐是“靡丽浩侈”（枚乘《七发》），绝世的文章是“文丽而务巨”（王充《论衡》），英俊的相貌是“容貌甚丽”（《后汉书•公孙弘传》）一切都要富丽堂皇，一切都要追求宏大。
他们对于力量的追求，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。这才叫天子威仪。
纵使这般无所不能的帝王，却依然有求而不得的东西——仙。
现实的东西实在太过渺小，根本不足以显示出帝王的力量。所以现世的自信越是强烈，宗教的追求就越狂热，恨不得将宇宙踩在脚下，或是遨游于宇宙之外。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蓬莱神话。
战国时期，齐威王、燕昭王都多派人入渤海求蓬莱、方丈和瀛洲三神山。据载：“此三神山者，其传在勃海中，去人不远，盖尝有至者，诸仙人及不死之药，皆在焉。其物、禽兽尽白而黄，金银为宫网。”
在无边的大海里，有这样一个富庶华丽的仙境，还有传说中的不死之药，怎么不叫帝王不动心呢？
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数次东巡，都到了海上。恐怕他也想一睹传说中的神山面目，于是遣徐福等率三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三神山的仙药。然而，这三座神山只是可望不可及，秦始皇花了这么大的代价，徐福一去，杳如黄鹤。求之不得，只得在咸阳挖长池，引渭水广州典丰，水中堆筑蓬莱山，以求神仙降临。
汉武帝对于大海的热情绝不逊于秦始皇。他多次东临大海，大规模派遣船只入海求蓬莱，还专门派人守候在海边以望蓬莱之气。
结果自然也是求而不得，于是汉武帝在建章宫内建太液池，“其北治大池，渐台高二十余丈，命曰‘太液池’。池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壶梁，象海中神山、龟鱼之属。”宫中的神明台是武帝迎接神仙的地方，高耸的台室内外雕刻着云朵、异兽和仙灵，周围环列着金铜仙人手托玉杯，承接天上之甘露。
终究是幻梦罢了。秦皇汉武的野望随着他们的身死烟消云散，但是海岛仙山的布局却永远留了下来。
“海岛仙山”延续了两千余年，成为创作园林的一种模式，历代统治者皆爱之用之。其布局以池沼或湖泊为中心，象征东海，池中堆土或垒石为三座岛屿，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——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
以前的园林往往以宏伟的高台为核心，只会让人心生敬畏，如今浩淼的水闯进了人们的视野，增添了空灵柔美的趣味。山、水、建筑及花木诸景观相互穿插、渗透、映衬，从而大大丰富了园林艺术。
山水交映间，秦皇汉武的求仙之梦失落在历史中，长安的河山还能否继续吞吐宇宙呢？
汉武帝之后，便没有具有如此气魄的皇帝出现了。反映在园林上，就是高台越来越少，越建越小。直到铜雀台的兴建。
建安十八年，曹操封魏王，在华北平原最富庶的城市——邺城定都。在这里，曹操先后建造了铜雀台、金虎台和冰井台。铜雀台最大，高十丈，金虎台在南，冰井台在北，高八丈。三台以浮桥相连，远远望去，如同一个“山”字。
曹操想要通过再现汉家宫苑的旧貌，继承汉武帝的事业，所以铜雀台尽力地追逐汉家风貌。只可惜时势已变，汉武帝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，那时的中国，四分五裂，各方割据。谁还去追求长生不老，服药求仙？
皇家园林已经走下神坛，私人园林却在慢慢兴起。
遭逢乱世，士人们分成了两类。一类及时行乐，追逐财富，崇尚华丽。一类醉心山水，以求自然。前者最有名的是石崇的金谷园，后者的代表则是陶渊明的“农家宅院”。园林不再追求模仿广阔的天地，而尽可能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，溪水萦曲、杨柳依依、园路逶迤，不是别具一番风味？如此小巧的山水美景，也为后世园林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。
那么是否汉家威仪就此消失了呢？
中华大地历经四百年的分裂之后，终于迎来了一个昌盛的时代。而汉家宫苑艺术的继承者也出现了。
巍巍大唐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，都是中国中古时代的巅峰。唐代长安城有四大宫苑群：西内太极宫，东内大明宫，南内兴庆宫和禁苑。在长安城里，宫与苑紧密结合，宫城内有内苑，外有禁苑，都市、皇城、宫城与自然相互协调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。
如果说汉代的精神是笼盖宇宙，开拓进取，即便是方寸之地，也要容纳天地。那么，对于唐人来说，体量巨大固然重要，但是经营每一处咫尺之地也同样有趣。这便是盛世的胸襟！
只不过，帝国的衰败来的太快。安史之乱后，叛军攻入长安，盛世已去。
2
安史之乱后，朝局混乱，自然也是英雄出世的时候。至少，年轻的白居易是这么想的。
他生于“世敦儒业”的中下层士人家庭，正值唐朝谋求改革之际，便生出了积极用世、博施济众的心思。808年，白居易任左拾遗。身为谏官，白居易频繁上书言事，并写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讽喻诗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，也因此得到了宪宗的重视。
只不过，政坛终究是波谲云诡，为宦之道也在于曲意逢迎。唐宪宗很快便感到不快，甚至向李绛抱怨：“白居易小子，是朕拔擢致名位，而无礼于朕，朕实难奈。”
815年，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，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，却被认为是越职言事。之后，白居易又被诽谤。他的母亲因看花而坠井去世，白居易却著有“赏花”及“新井”诗，被人抓住把柄大肆攻击。他因此被贬为江州司马。
或许在此刻，白居易便萌生了退意。尽管后来诗人官阶益显，但他做官的心思已是越来越淡。
大和三年（829），白居易正式定居洛阳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一段亦官亦隐的生活。自此年起至会昌六年这17年间，白居易在洛阳吟诗作对，好佛亲禅，耽玩园林，诗酒放狂，沉湎于个人的愉悦中。
白居易作《中隐》诗曰：“大隐住朝市，小隐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，朝市太嚣喧。不如作中隐，隐在留司官。”
何谓“中隐”呢？大隐意为在朝堂做官，小隐意为隐居山林，然而两者皆不好。不如当个小吏，既可免山林饥寒之患，又可以躲避朝堂纷争，在闲暇的时光醉心于园林的构建、奇石的把玩、茶茗的品味、诗酒的唱和。一言以蔽之，士人安顿心灵的场所从山林和朝堂变成了自己的小世界。
这个封闭狭小又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，就是“壶中天地”。
“壶中天地”对园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：园林的空间范围逐渐变得封闭狭小。中唐之前的园林往往体量很大，动辄就是十几、上百顷，甚至包含一座山乃至一片山脉的大庄园，而中唐之后，园林往往是“巡回数尺间，如见小蓬瀛”，面积一般只有几亩、十几亩，大不过几十、上百亩。
作为“中隐”的倡导者，白居易便醉心于园林。他曾亲手营造过庐山草堂、洛阳履道坊宅园、长安新昌坊宅园、渭水滨别墅园等园林，还留下了大量的涉及园林的诗。
他的小园虽小，但其中山石、池溪、亭台、楼阁、花木无一不备，小小的“壶中”，装下了大千的世界。哪怕是一块石头，也自有其千姿百态，他说“三山五岳，百洞千壑，覼缕簇缩，尽在其中。百仞一拳，千里一瞬，坐而得之”。不必亲身涉险，也能一睹山岳的壮丽，不正符合他在“壶中天地”中追寻无限超越的境界的追求。
从此，园林中的风景不再只是大型的建筑和池沼，亭台楼阁、山石水池、花木鸟鱼、匾额小品样样具备，置石、叠山、理水等园林技术也日渐成熟。
到了两宋，园林愈发精致起来。它们不再像汉唐一样雄浑质朴，而变得清雅飘逸广州典丰，这和“壶中天地”的法则脱离不了干系。
北宋宫苑的兴建在徽宗时期达到顶峰。政和年间，徽宗以为承平日久，朝中无事，于是对园林之事有了兴趣，以蔡京为首的群臣极力迎合，于是皇帝便决定大兴土木。地点在万岁山，因在国都之艮位，所以称之为艮岳。
徽宗是风雅之人，对于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，对于艮岳中的一花一木，都十分讲究。他集全国之力搜求奇花异石，组织机构专门运送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“花石纲”。取天下瑰奇之灵石，移南方美艳之花木，叠石成山，移花为林，虽由人作，宛如天开，成为明清山水宫苑的范本。
虽然奢侈壮丽是每一个皇家宫苑的特色，但艮岳明显与汉唐宫苑不同。徽宗亲自撰写的《艮岳记》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，“不知其几千里，而方广数十里”。所谓皇家园林，只不过是略略放大的“壶中天地”罢了。
艮岳还未完成之际，金人的铁蹄就已经兵临城下。等到金兵第二次到来的时候，宋钦宗下令将园林中的飞禽走兽投入汴河之中，拆屋为薪，凿石为炮，甚至宰杀大鹿犒赏将士。何其讽刺！
北宋尚且如此，南宋的情况就不难想象。纵然江南有着美丽的湖光胜景，只是再也无法找到皇室的那种雄浑。
与皇家园林相反的是，私人园林迎来了春天，江南之地甚至到了无地不园的地步。既然已无法阻止生存空间的逐步沦陷，而朝堂的纷争也令人厌恶，士人们为何不将自己的天地经营地更加完美呢？
沧浪亭是苏州最古老的一所园林，与狮子林、拙政园、留园一齐列为苏州宋、元、明、清四大园林。
北宋诗人苏舜钦在汴京遭贬谪，流寓吴中，以四万钱买下废园，进行修筑。因感于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”而命名“沧浪亭”。苏舜钦常驾舟游玩，自号沧浪翁，作《沧浪亭记》。又与欧阳修、梅圣俞等作诗唱酬往还。从此沧浪之名传开。后来，沧浪亭几度荒废，南宋时成了韩世忠的宅第，并改名“韩园”。
一进沧浪亭，便可见一汪绿水绕于园外。临水山石嶙峋，复廊曲折蜿蜒，山上古木参天，山下凿有水池。在方圆之地，就好像看见了重峦叠嶂，这是山体和奇石相互错落的结果，也是宋人叠山艺术纯熟的体现。
沧浪亭结构古雅，石柱上书写对联：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远山皆有情。”
翠竹摇映于其间，藤蔓垂挂在亭台山石之上，色彩便多了一番层次。
园中最大的建筑是“明道堂”。在假山、古木的掩映下，屋宇宽敞，庄严肃穆。沧浪亭还有观鱼处，南宋观赏金鱼之风兴起，无论是王公贵人还是文人才子，都以豢养金鱼逗弄观赏为时尚。
全园景色简洁古朴，山水相宜，每一处细景都达到了极为精美的程度。
天上地下，或许只有这片小天地，士人们才能感到心安。
3
到了明代，园林就更小了。
首先是皇家园林。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后，便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修建宫城和园林。但是，由于北边经常受到蒙古的威胁，园林不敢在郊外修建，便只能局限于皇城之中。
私家园林也不再只是贵族或者士人的专有之物，退休的官吏、财大气粗的商人、悬壶济世的医生、桀骜不驯的画家，都可以营造自己的园林。他们往往受限于地位或者金钱，便只能缩小规模，不过哪怕是咫尺山水，也可以怡然自得。
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记载：“吾乡有洗香园者，在啸傲径……布衣李芥轩先生所构，仅有堂三楹，曰恕堂，堂下惟植桂树两三株而已……乃知园亭不在宽广，不在华丽，总视主人以传。”园林大众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。
造园的狂热席卷了江南：园林的数量激增，著名的园林成为当地的骄傲，文人对园林的著作和诗文也多了起来。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刺激：文人害怕社会地位会被崛起的富商腐蚀，想要以雅制俗；同时，园林已经和诗歌、音乐、绘画一般，成为士人表达内心的一种方式。
恐怕每一个园林背后，都藏着文人心酸的故事。
王世贞出生在江南一个富裕而颇具声望的仕宦之家，父亲和祖父都供职于朝廷。他未满21岁便中了进士，入京后仕途得意。后来得罪了当时权势熏天的宰相严嵩。他们之间的仇恨导致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弹劾并最终被处死。
遭遇父难的王世贞回家服丧，三年期满之后仍然呆在家乡太仓。逆境之中，王世贞尝尽了人情冷暖，为父亲筹措资金而经济拮据，也受到严嵩党羽的监视和攻击，而王氏的门生也一时散尽，不相往来。举目望去，几个朋友肯接济自己。
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王世贞太仓州治旁开辟一块空地，闹中取静，始建“离薋园”。“薲”意为恶草，有它在，嘉木名卉不能从土壤里生出。这既是一种怨恨，也是一种“天下无贼”的期待。
离薋园落成之时，王世贞邀请了文坛名流三十余人题赠诗文。这些人多是其父难期间给予慰藉以及帮助之人，包括李攀龙、吴国伦、张凤翼、俞允文等人。俞允文、张凤翼等人曾在王忬下狱之时，在经济上予以援助，或寄诗书慰藉。也有如吴国伦曾三遭贬黜，穷困潦倒，与王世贞的父难遭遇同命相怜。
如此多失败者相聚在这个疗伤之地，以至于园中的美景都带着一种悲伤。
王世贞在离薋园中度过了安逸的园居时光，整座园林以“壶隐亭”与“鷃适轩”为核心建筑。壶隐是壶中天地和中隐之意，他在此饮酒、赋诗、交游、畅谈，视野之内却是名花，没有恶草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“离薋园”离州治太近，完全没有隐居的感觉。
严嵩倒台之后，王世贞和他的很多朋友得以恢复官职。可是没多久，王世贞就和张居正产生了矛盾，又一次倒在了帝国中心的强权人物前，此后他不得已再次退隐回家。
这一回，他要彻底远离尘嚣，不再感受世事的纷扰。王世贞住进了自己修建的弇山园中。“弇山”取自《山海经》神话典故，为神仙之居所，而他也自称“弇州山人”。
弇山园其实很简单：基本的轴线布局，大规模的壮丽的假山结构，大量的建筑，长方形的水池和几片种植同种树木的区域，例如橘子树和樱桃树。无须多么奢靡，怡然自得就行。
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园中的人。这里是王世贞与朋友的交往之地。来到此地的人大致有这几种。要么是身份不高，求取诗文以抬高自身的落魄文人，比如钱穀，他为王世贞画了好几副园林画，为后世留下了弇山园的画像。要么是仰慕王世贞的文名的文坛新秀，他们将弇山园视作文化意义上的圣地，来到此地向主人吐露心声、诗文唱和。要么是相识多年的旧友，比如前文提到的李攀龙、吴国伦等人。
仕途的失意者，进取的年轻人，共患难的老友，形形色色的人汇聚一处，弇山园已然变成了一个包容、欢乐、温暖的文人乐园。
最终，王世贞还是没有离开尘嚣，1589年他出任南京刑部尚书，这是他的最后一份官职。一年之后，王世贞称疾辞归，最后卒于家中。
弇山园里的嬉笑怒骂，也随风而散。而江南这个地方，不缺文人，也不缺园林。
4
江南一带，为明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。雄厚的财富和无止的欲望如同干柴碰上烈火，燃起了奢靡的大火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“物”的奇观。
据王锜《寓圃杂记》载，晚明苏州“闾檐辐辏，万瓦甃鳞，城隅濠股，亭馆布列，略无隙地。舆马从盖，壶觞罍盒，交驰于通衢。水巷中，光彩耀目，游山之舫，载妓之舟，鱼贯于绿波朱閤之间，丝竹返舞与市声相杂。凡上供锦绮、文具、花果、珍羞奇异之物，岁有所增，若刻丝累漆之属，自浙宋以来，其艺久废，今皆精妙，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”。
亭台楼阁，画舫游船，丝绸文具，漆器古玩，应有仅有，尽皆精巧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背弃了“以致用为本，以巧饰为末”的原则，而是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打造一个赏心悦目的、奢靡的生活情景上。奢靡之风起，江南也掀起一阵造园的狂热，一切向奢侈看齐。
此后不久，江南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——文震亨。
文震亨出生于明朝万历年间，生活在江南一带，以造园闻名。面对江南造园的狂热，他只坚持一个宗旨：化繁为简。
在文震亨所著的《长物志》一书中，他往往列举一个清单，比如”笔管“一节：“古有金银管、象管、玳瑁管、玻璃管……”然后紧跟一句“俱俗不可用”。市面上那些机巧之物，往往被他冠以“恶俗”、“最忌”、“不入品”的骂名。
敢如此大骂，文震亨自有底气。他出身书画世家，曾祖便是“明四家”之一、参与拙政园营建的文徵明。家学如此，让他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。
长物意为多余之物。文震亨以“长物”为名，便是告诉读者，书中所论，“寒不可衣，饥不可食”，文人清赏而已。但往往就是这类无用之物，才能看出一个人的阶级、品味和格调。
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三十四回曾写过西门庆的园子：“进入仪门，转过大厅，由鹿顶钻山进去，就是花园角门。抹过木香棚，两边松墙，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，名唤翡翠轩，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……二人掀开帘子进入明间内……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、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，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，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、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，桌儿上安放古铜炉、流金仙鹤，正面悬着‘翡翠轩’三字。”
对照《长物志》，“木香”、“卷棚”都是俗式，“云南玛瑙”、“蜻蜒脚”诸种工艺都是“恶俗”，凡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
我们知道，《金瓶梅》的故事虽然以北宋末年为背景，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皆有现实的隐喻。西门庆是“一个风流子弟，生得状貌魁伟，性情潇洒，饶有几贯家资，年纪二十六七”，正是一个市侩的商人形象。
晚明以来，读书人的文化霸权遭到了挑战。富商们有钱，但缺了文化的沉淀，便急切地想用手中的经济资本，换取相应的文化资本。西门庆的园子处处透着“俗气”，实际上就是“暴发户”明明不懂风雅，偏要附庸风雅的结果。
“风雅”的解释权便在读书人手里。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晚明士人，便是通过界定雅俗的方式，划下一条道，将家财万贯的西门庆拒之门外。
虽说文震亨走的是上层路线，但他的确为奢靡混乱的社会带来了出一种雅致的美学，也让园林成为一种表达的方式。
因此，晚明的文人园最是发达。他们的人格、诗文往往和园林是一体的，每每进入园林，便有诗情画意之感，而读《牡丹亭》、《金瓶梅》等文学小品，如同置身那些园林之中。
末日之前，奢靡是商人的狂欢，清高是文人的狂欢。
1645年，清军攻占苏州后，文震亨避居阳澄湖。清军推行剃发令，他自投于河，被家人救起，绝食六日而亡。
明清易代，天崩地裂，世事变迁。正如孔云亭所写 ：“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”
江南的园林，是否还能守住它的风雅？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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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兆文：《中国园林史》，东方出版中心，2008年
周维权：《中国古典园林史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
陈从周：《园林清话》，中华书局，2017年
黄兴涛、阚红柳等：《清代皇家园林研究（第一辑）》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9年
唐克扬：《活的中国园林：从古典到当代的传统重塑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21年
陈从周，刘天华：《中国园林鉴赏辞典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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